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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國際公益學院在深圳舉行主題為“全球治理與中美貿易”的CGPI公益大講堂,邀請原外經貿部副部長、中國入世談判首席代表、博鰲亞洲論壇前秘書長龍永圖就如何解讀中美關系發展與看待全球治理等內容發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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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公益學院董事會主席、招商銀行原行長馬蔚華教授,國際公益學院院長王振耀,深圳市京武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謝鵬程,深圳國際公益學院匡冀南教授以及GPL(全球慈善領袖計劃)項目學員、EMP學員參加了此次大講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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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講座中,基于對中美談判進程和中美兩國關系格局的分析,龍永圖表示,他對中美兩國關系未來發展持樂觀態度。


演講選編:

去年春天,美國發動中美兩國間的貿易沖突。很多人對這次摩擦的談判和進程不了解,認為兩個國家關系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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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解決不確定性問題主要有兩條方法:一是了解中美談判進程和前景,二是貿易摩擦以后,中美作為全球最大兩個經濟體的基本關系和格局。確定性出來了,信心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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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十多年跟美國在WTO方面談判的經驗,我對摩擦的解決,與達成協議是持樂觀態度的。因為這次談判的內容,按照中國的基本原則來講,是可以解決的。也就是說,談判的難點是可以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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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中國入世談判中碰到的問題比這次的談判難的多、復雜得多。我記得當時中央給了我們三條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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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標準,凡是談判對手提出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有利于中國的改革開放就可以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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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標準,如果對方提出來的問題,解決它有利于改革開放,但是一時間也做不到,那么可以和對方談一個時間表,三年做到,或者五年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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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標準,如果對方提出來的問題,解決起來完全不符合中國國情、不符合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方向、不利于中國,堅決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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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這三條對照一下,這次中美談判的主要問題,基本上都屬于第一條、第二條的范圍,也就是說,沒有什么內容是不能談判的,或者說,是難以找到解決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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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這次摩擦涉及貿易不平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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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些年中國出口大幅度增長,再加上美國市場大、市場開放,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確實存在很大的不平衡。但是,這個問題解決起來符合第二條,也就是,解決這種不平衡問題,符合改革開放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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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首先,現在中國是外匯很多的國家,特別是經過這些年改革開放,老百姓生活富裕,我們開始進入小康社會。所以老百姓對于國外高品質的產品有很強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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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貿易不平等問題,如果要馬上解決,比較困難,但可以跟美方談出一個時間表,比如兩年、三年解決不平衡的問題。無論多長時間,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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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國經過幾十年改革開放,深入參與了全球產業鏈的分工布局。大家看到,華為那么偉大的企業,最終產品還是靠全球供應鏈的供應。在當今世界上,凡是有一點科技含量的產品,都不可能一個國家自己生產。波音飛機需要全世界70多個國家上萬個企業生產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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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中國進口產品當中,78%都是中間產品。什么意思?都是買國外的零部件、原材料在國內組裝。所以,我們參與全球化的深度已經很廣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多進口一些國外的原材料、零部件,可以使我們中國制造變得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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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國際間這種貿易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解決和預防摩擦最好的手段就是進口物品。你買了人家的東西,人家對你下手的時候就會放你一馬,所以這是防范、處理這種摩擦最好的辦法。大家看到這次摩擦即將達成協議,最終有一條是我們買美國的農產品,他們看中的也是這一條。目前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一大貿易進口國,但是要真正成為一個貿易強國,我們必須成為全球最大的進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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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三點分析,解決中美之間貿易不平衡的問題,符合我們貿易政策的調整,符合改革開放這個大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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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這次兩國間貿易談判最大的問題是強制性的技術轉讓問題。今年3月,人大專門通過了一個法律,對強制性技術轉讓的問題做了明確規定。我們現在保護知識產權,不僅僅是保護國外的知識產權,更主要的是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深圳是全國創新的高地,如果解決知識產權的問題,深圳也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創新的熱土。所以,這個問題也符合改革開放大的方向,屬于第一條,可以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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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我認為,解決和美國貿易摩擦的重大問題都是完全可能的,也符合我們的利益。我們過去入世的經驗證明,凡是對方提出來的要求,又符合我們改革開放大的方向,最后的結果都是大大促進了國內的改革,大大推動了國內的開放。這是我對于和美國達成協議非常樂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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